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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给我们的教育是认识命运”

归档日期:11-25       文本归类:第四野战军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今天,他们多已年近花甲,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遗传自父辈的这个身份,还想着用它做些事儿。

  他们以“胜利者的后代”自居,一路在追寻父辈的足迹。有自豪,有委屈,也有想得清楚却不愿开口倾诉的人间滋味。

  主席台前,人们正在三两个变换着组合。“几纵”、“坐哪”、“我父亲是谁,当年跟您父亲做过什么”,成为寒暄相识的标准开场白。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预备,起!”时间到了,两百余人围桌而立,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他们的脖子上,都挂着一块红绳穿过的胸牌:四野后代联谊会,2015.9.25。

  四野,是“第四野战军”的简称。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第四野战军》一书中记载,“四野共计组建过18个野战军、一个特种兵纵队和一个铁道纵队。再加上12个野战师、5个内蒙骑兵师、1个警卫师和一个保安旅,规模之大,在全国五大野战军中当属第一”。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广东、广西、海南,上百万人的作战足迹,被称为“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

  这一天是四野后代“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的现场。他们宣布:四野联谊会、四野文化促进交流会(筹委会)成立。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他们还有另一层相聚的理由。后来组成第四野战军的各部队前身,正从1945年挺进东北,开始征战。70年前,亦是他们的父辈“集合”的日子。

  主席台上,罗荣桓元帅之子、原二炮副政委罗东进中将讲话很久,其中约二十分钟在讲历史。言毕,张汝光少将之子张冀接话。

  “罗大哥讲话中提到了战争年代我们父辈之间个人的恩恩怨怨,我希望这一部分在以后的聚会中逐渐地抹去。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大家都是打江山的后代,希望我们团结起来。”

  9月25日当天上午九点,酒店大堂里等着签到的四野子弟已把签到处围得水泄不通。

  签到处不远的沙发上,坐着66岁的刘树发。他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的副主任,手里有三个课题:陈毅、贺龙、。前两个都已顺利出书,后一个从1998年研究至今,还在研究。

  他今天来,是因为听说可能有一封当年写给士兵的信。这一天,子弟们拿来了一口袋的回忆录、纪念文集和书信等资料。联谊会的组织者们想把这些材料都收集起来,作为四野的历史资料汇总。

  同一天,另一个四野子弟李亚宁正在北京城的另一侧为写给父亲的书——《我的父亲李天佑》举办活动。李天佑是原四野老将,官至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70年去世。

  另外一个副总参谋长之子参加了“9·.25”聚会,但他谈及此事,却带着一股不情愿的味道:“那都是上一辈的光荣。天天坐在一起谈你爸做过什么,我爸打过哪些仗,有什么意思呢?”

  他父亲李作鹏的名字,作为“四大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一,上年纪的国人几乎都耳熟能详。父亲被宣判为“、反革命集团主犯”之后保外就医,一直活到2009年,享年95岁。

  因为“9·13”,中国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的航海长李冰天瞬间和父亲一起变成了审查对象,命运至此转折。被审查数年后复员,分到内蒙古。最后才得以回到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工作直到退休。

  大半辈子总被人在背后指着说“这是李作鹏的儿子”,更被媒体戏称为“黑二代”。一再搬家,李冰天现在住在北京城大北边的回龙观,“现在这里没人认识我了”。他一直想完成父亲与的切割。

  第三个副总参谋长之子住得倒比较“核心”,就在北京恭王府外墙不到100米。尽管他同样被影响了一生。阎明的父亲阎仲川曾是的作战参谋,官至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彼时,阎明在部队做副连长。“顺风顺水,前途是一片光明。”“9·13”之后,他被以“战士”身份复员,分到广东一工厂当工人,待了5年。最后父亲没有被审查出什么罪状,但阎明调回北京还需要依靠岳父的协助,在一家出版社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就是一个普通人了”。

  如果没有“9·13”,四野子弟们会有怎样的人生?阎明对南方周末记者回答得很干脆。“(我)要是干得好,当一个将军没有问题;干得一般化,大校没有问题。”

  几年前,阎明出了一本书,取名《往事不忍成历史——一个“四野”后代的亲历与见闻》。里面专辟一节,写平型关的变迁。“9·13”前后,被捧上天又摔入泥的平型关,像极了如阎明般四野子弟的人生。

  “9·25”聚会的当天,白东风始终坐在宴会厅的最后一桌。他父亲当年是四野的俄文翻译、负责初到东北时与苏联沟通获取物资,并不属于前方任何一支作战部队。这也给了他更好的角度观察整个宴会厅里的四野子弟。

  “我们这些人,都很为自己的父辈自豪,无论胜负。”他如此评价现实和历史的差距。“我们的父母,给我们的教育是认识命运。”

  在阎明那本《往事不忍成历史》的书中,曾这样记载新中国初期台湾与大陆的关系:画着青天白日的美制侦察机多次袭扰沿海城市,在探照灯和高射炮的夹击中洒下传单,第二天广州军区出动人马在地上捡

  对这一代四野子弟来说,从小的教育里渗透着“台湾是宝岛,美丽的阿里山、日月潭,但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58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一个“将军合唱团”在北京成立,其中四野子弟的父辈不少。在将军们的歌单里,有《我是一个兵》、《太行山上》,也有《一定要把胜利的旗帜插到台湾》,以示心志。

  其中一个将军的儿子,多年后替父辈完成了心愿。不过,是以另外的身份和形式。

  58岁的梁晓源现在是个商人,生产一种名叫“万岁军”的白酒。这一商标来自他的父亲梁兴初中将。梁兴初将军人送外号“梁大牙”,在朝鲜战争中率三十八军表现卓越,被彭德怀赞为“万岁军”。

  在父亲生前,梁晓源从未曾听到他表达想去台湾的心愿。在那一代人的话语体系里,“他们只是说如果有朝一日解放台湾,我们还能做贡献”。但他知道,没去台湾看一看,“是我父亲他们一辈子的遗憾”。

  而今已近花甲之年,传承父辈台湾情结的梁晓源,如众多四野子弟一样,一直在等可以去看看台湾的机会。2008年7月18日,台湾放开大陆组团游,只针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一个月后的8月22日,梁晓源就集体办妥了二十多个四野子弟的手续,踏上了去台湾的飞机。

  他们这次出游是完全的平民身份,却被赋予了政治的味道。这一年刚刚上台,对于这个来自大陆四野子弟的旅游团颇为看重。梁晓源们每人花销不过几千块,却出入有,吃饭有单独餐厅,晚上住五星级酒店,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民众,也没法验证一下台湾人民是否“生活在水深火热里”,只能感受到“几天听不到一声汽车喇叭响”这样的细节。

  对于台湾的基础公共设施建设,他们却有截然不同的判断。中将胡奇才之子胡鲁克顿了顿,“蒋经国还是重视台湾的建设的”。李亚宁不同意。“比大陆差远了,像我们改革开放初期”。

  但话题延伸开来,他变得很谨慎。“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很快,带来很多问题,包括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问题、自然环境的破坏。”

  随后在2013年8月、2014年11月,梁晓源又先后带领第二批、第三批的四野子弟奔赴台湾“看看”。第二次台湾行尺度大得多,除、罗荣桓的后人外,当年辽沈战役指挥者的后代悉数奔赴台湾,达六十余人。

  于是,他们不仅参观了台湾忠烈祠,还带上了自己的合唱团。合唱团以《黄埔军校校歌》开场,以《明天会更好》结束。“黄埔时期国共还不分家,明天会更好代表了我们的期盼”。中间也有“表现大陆风光”的《洪湖水浪打浪》,“表现台湾风光”的《阿里山的姑娘》。他们还特意加了一首《夕阳红》,认为这首歌代表了赴台湾四野子弟的现状,“都是老人了,却还想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点事情”。

  另外一点必须争的面子出现在衣着上。子弟们觉得,自己本身就是“胜利者的后代”,没必要趾高气扬,都穿着便衣。而活动上,六十余位军队的后代齐刷刷穿着军服,一敬礼,“倒显得我们像杂牌军了!”

  这次四野子弟台湾行,在台湾媒体圈也很轰动。第二天,台湾有媒体报道他们“向将领致以崇高敬意”。“台湾这样宣传,我们也没办法。”随即,四野子弟在台湾《画报》发出声明,用台湾的方式予以反击。

  从台湾回来,原空军司令刘亚楼之子刘煜滨跟阎明聊天,“绝对打不了仗了,他们说话的语气太娘了”。

  作为联谊会常务副会长,梁晓源向南方周末记者总结了他们想干的事儿,归纳为“小的五个一工程”:出一本四野的书、拍一部四野的电影、印一批四野的城市名片、帮助一批四野老兵、资助100所四野小学。

  他们想出的这本书,叫《四野轶事》。请四野第一、二,甚至第三代子弟记录祖辈当年的历史,“可以是一封家书,也可以是几个故事”,汇总起来,“记录历史”。

  这支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的部队,其精神遗产不可避免地遗传给了后人。知晓四野的历史,几乎是每一个四野子弟的特征。父辈打过哪场仗、怎么打的、敌我战术和结果如何,对他们有天然的吸引力。

  马海南就是其中一个。人如其名,他父亲作为一个排长参加了四野解放海南的战役,他生在海南,也研究了一辈子四野解放海南战役的历史,将自己的行为定义为“草根对四野的情怀”。

  在战争史上,海南战役被誉为“木船打兵舰”的奇迹。在四野的历史上,海南战役有其特殊的意义,“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海南是最后一役。在马海南的研究中,当年作战的渡海加强团的人数有两个版本:3733人和3751人,后者比前者多出了18人。

  “知道这是最后一战了,大家都想立功。但总要有些人需要驻守在海北。出发前,有些驻守的人不见了,一开始大家以为他们开小差,上船了才发现他们提前躲进船里了。”这就是多出来的18人。

  今年是海南战役胜利65周年。马海南的团队原先计划出版六册史料书籍,现已出版了两册,约113万余字。马海南决定先停下出版史料的脚步,先做口述历史,因为有些人“等不了了”。先期选定的渡海先锋营和加强团,当年一共有4758名官兵,而今只能找到不过几十人了。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凡是“活着的、能找到的、能说话的”老兵,马海南都采。但“有的老同志,我们来晚了,他们就死了;或者前一天还能说话,今天就说不了了”。

  而还原四野历史的事情,另一个四野子弟已做了23年。汪艺,一个四野团级干部的儿子,从1992年起找遍了家乡广州所有的大图书馆,查阅和四野有关的所有历史资料,一个字一个字地用手抄下来,足有两百多万字。

  在汪艺的网站“第四野战军第一门户”的首页上,共有20个版块。“军事文档”“人物纵横”“图片档案”“四野儿女”从人到事,从图到文。网站右上角写着“中国最大的四野英烈资料库”。从1945年2月开始,他能找到的史料中关于四野的每一点记载,都被按天收录在“四野日志”里。

  因追寻历史,汪艺结识了许多四野子弟,如马海南、李冰天。五年前,海南战役胜利60周年时,他曾协助凤凰卫视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沧海横流》。

  2005年,针对曾取得平型关大捷的115师研究会成立,很顺利。带头人是“罗东进大哥”。其父罗荣桓既是115师的政委,也是四野的政委。罗东进也想顺势成立四野子弟联谊会,却阻力重重,最终搁置。

  最痛的一次发生在去年。2014年10月,广州市举办解放65周年活动。解放广州的正是四野,广州市想找四野联谊会广州的分部来主办纪念活动,却找不到。“别说广州分部了,连北京总部也没有”。

  无奈,广州市最终邀请新四军广州联谊会主办。“解放广州可是四野的事儿啊,四野中15兵团的事儿啊,15兵团中43军和44军的事儿啊。不要说广州了,广东都是四野解放的。”本该是主办方的李冰天、梁晓源等人,就这样在当天坐到了嘉宾席上。“这对我们刺激太大了!”

  这成为他们重启成立联谊会的催化剂。当年牵头的罗东进已年逾七十,有心无力。六十出头的刘煜滨因此站了出来,担任联谊会的会长。

  但四野子弟联谊会仅是一个松散的民间组织。“每次聚会就是吃吃饭”,刘煜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还想以四野的名义“一起做点事情”,这需要向民政部门申请。

  他们有预感,“名字”会是他们组织筹划中最大的困难。“像研究会,我们是不敢用了,很多历史的事情不是我们能研究清楚的”。最终,他们决定叫“四野文化交流促进会”,发扬四野的传统文化,以促后人。

  接下来,申请投在哪里,成为第二个需要克服的困难。“深圳吧,深圳当年是四野解放的,这个城市的包容性也强”。

  7月5日,四野子弟赵叔平把成立“四野文化交流促进会”的申请递交到深圳市民政局的窗口。材料被当场退回,理由是“四野两个字有歧义”。

  努力、被拒;努力、被拒这样的过程赵叔平经历了四次。

  相比于申请的困难,通知和组织四野子弟的工作显得顺利太多。“按照四野底下的十二个纵队、特种兵纵队,总部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各选一个人,挨个通知”。仅一个半月,人员全部到位、响应。

  除了成立协会,四野子弟们还在做着另外一些尝试。几年前,汪艺开始着手建立“四野子弟之家”,给四野的老兵和子弟们一个聚会、歇脚、聊天的地方。在他设想里,沿着四野当年打仗的轨迹,从东北一路南下到广东、海南,沿途经过的各大城市都要建立一个“四野子弟之家”,广州只是试点。

  他们一度很有干劲,结果到今天也没有建成。有从全国奔来义务帮忙的四野后代,也有想依靠父辈光环赚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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