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投搞

标签云

收藏小站

爱尚经典语录、名言、句子、散文、日志、唯美图片

当前位置:lebo视讯 > 第四方面军 >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经过

归档日期:10-24       文本归类:第四方面军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展开全部红四方面军原在鄂豫皖苏区,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黄安(建国后改名红安)县七里坪成立,很快发展至3万人。反动集团在“围剿”中央苏区同时,也派重兵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围剿”。红四方面军在未能粉碎军第四次“围剿”后,撤离转移,一路征战,过铁道,涉汉江,翻秦岭,越巴山,于1932年底由陕南进抵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达(县)地区,乘四川军阀开战,这里兵力空虚之机,创建了新的根据地,即川陕苏区。四川军阀结束混战后,向川陕苏区“围剿”。红四方面军在1933年上半年粉碎了敌军的三路围攻,继而开展扩大根据地斗争,至该年10月,根据地扩大为4.2万平方公里。红军部队由入川时的1.4万人扩大到8万余人,建制由4个师发展到5个军15个师。最高领导机关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副主席陈昌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为,总政委是陈昌浩。川陕苏区的开辟,将中国领导的革命战争由东南引向西北,初步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川陕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南京政府的震惊。从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中旬,川军集结起来对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面对敌军的疯狂进攻,提出发扬“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精神,经过10个多月艰苦作战,毙伤俘敌军8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但是,政府不甘心失败,又组织“川陕会剿”。这时,中央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络,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要求派一个师南进,接应中央红军北上。根据这一情况,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西渡嘉陵江,实际上开始了漫漫的长征路。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比较曲折,分为几个发展阶段。离开川陕苏区到与中央红军小金会师,可视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对四方面军长征影响较大的,有这样几场战斗:

  ———首先是嘉陵江战斗。嘉陵江是四川省主要河流之一,发源于陕西凤县的嘉陵谷,由北至南,在汇合白龙江水流后,穿越川北,沿江两岸山峦耸立,河水奔流湍急。敌军凭借自然天险,以53个团的兵力,在沿江西岸600里的广大地区进行布防。等察看地形后,发现敌军江防布线过长,其间有很多薄弱环节。在苍溪县城附近,江水流速低缓,利于船渡。江东岸的前山陡峭,居高临下,利于红军发挥火力,掩护部队渡江;后山坡缓,草深林茂,便于大部队隐蔽。据此,提出,以苍溪城东南约6里的塔子山为主渡点,实施重点和多路突击相结合的战法渡江。这是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1935年3月28日夜,先锋突击队3个营分乘70来只小船,快速直驶对岸。当船离对岸不远,敌人发觉阻击时,渡江部队船头的机枪和岸上的炮兵一齐开火,没等敌人火力展开,突击队胜利登岸。次日清晨,战斗结束。红四方面军分3路,强渡嘉陵江均告成功。

  ———其次是剑门关战斗。剑门关横亘在剑门山上,扼川陕大道。剑门山整座山势北高南低,七十二峰峰峦绵延,似七十二头雄狮面北而卧;高耸入云的峭壁,犹如刀削斧砍一般。其中大小剑山绝壁对峙,状似一道门,翠峰如剑直刺云霄,故称剑门。隘口悬在几丈深的绝壁中,山间只有一条小路,这便是剑门蜀道,蜿蜒穿门缝而过。关口有座3层门楼,楼上设置望哨,底楼有两扇大铁门。登上门楼远眺,雄险的剑门风光使心胸顿感舒展。置身“天下第一险关”,巍峨的七十二峰犹如天然长城,成为古蜀国的屏障。正因为它如此险要,又处战略要冲,故也为历代兵家战场。川军长期设防于此,地堡成群,战壕密布。敌人声称:红军过得了江,不一定过得了关。敌人根本没有想到,过了江的红四方面军,以疾风扫落叶之势,席卷沿江敌军,从东、西、南3面包围了剑门关。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直接指挥这场战斗。从上午激战至黄昏,全歼守敌3个团,攻占了剑门关要隘。红四方面军各部乘胜追击,敌军江防基本摧毁,广元以南400里的嘉陵江西岸完全归红军控制。

  在红四方面军战史上,上述的嘉陵江战斗和剑门关战斗,是嘉陵江战役的第一阶段。这两场战斗,前后一个星期。其第二阶段是四方面军乘敌慌乱之际,向纵深进击,横扫涪江、嘉陵江流域之敌。这里是川西北的富庶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商业发达,是成都的北面门户。四川地方军阀派重兵据守各个县城。这一阶段从4月9日打到21日,红四方面军各部连续取得作战胜利,控制纵横三四百里的广大地区。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红四方面军占领9座县城,歼敌12个多团1万余人。那时,中央红军正在四渡赤水、转战黔滇,被军前堵后追,是非常艰难时期。红四方面军的胜利,对敌人是个重要牵制,对中央红军北上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再就是土门战斗。嘉陵江战役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集中在涪江地区休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中央红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电。红四方面军接到该电,即向川西松潘一带前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5月上旬,四方面军各部先后向西进发。川西的松潘、理县、茂县、汶川地区属高山寒冷地带,荒山连绵,河谷纵横。汉、藏、羌、回等民族杂居在此,物产不丰。川军尽管认为红军不一定向此寒荒地区进军,但仍作为防守重点,以备红军过此直下成都平原。红四方面军西进松理茂地区,首先必须通过被视为天然屏障的土门。这里绵亘着80里长的高山,不少地方是悬崖。川军部署8个团、约1.2万人,以为这么些兵力,再加上易守难攻的天然地势,完全可以负隅固守。但是,四方面军在向土门进军的途中,仅仅10天就攻克了川军凭险据守的几处要隘,15日拂晓向土门发起总攻。经过一天激战,歼灭守军7个团,占领土门和茂县县城;随即占领理县、松潘等地。红四方面军总部设在茂县。

  此时,中央红军已过会理、冕宁,正在北进。红军两大主力会合在望。迎接中央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的首要任务。红四方面军领导层非常重视此事,研究决定做两方面准备:一是确定由第30军政治委员等率先遣队西进懋功(今小金县)地区,扫清这一带的敌人,使中央红军到此有一个安全通道。二是各部队迅速动员,做好两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做好民族工作,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积极筹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

  6月初,迎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在率领下从汶川出发,以急行军速度向小金挺进。沿途,同企图阻截红军会合的敌军进行20多次大小战斗,6月8日攻克小金县城,歼敌700余人。先头部队一部奔赴县城东的达维镇,迎接下雪山的中央红军。

  展开全部先介绍一下长征的定义。我们经常说的红军长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在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期间,中国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红25军先后从长江南北的各个革命根据地撤出,向陕甘地区的战略大转移。这里面有很多新的含义,我们讲的长征,不仅仅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而是三大红军主力,红一、红二、红四,包括红25军,这四支红军的长征。在座有一部分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同志可能还有记忆,纪念红军长征五十周年的时候,是1985年10月份纪念的红军长征五十周年,从建国后一直到文革期间,把长征仅仅局限于是第一方面军的长征,也就是中央红军的长征,所以纪念是中央红军1935年10月达到陕北的日子,而不是纪念全部参与了长征的红军三大主力加上25军的长征,所以在定义界定时首先要明确。这是第一大点的第一小点。

  第二点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长征的原因或者说背景。为什么要进行长征?这个大家多少有一点了解了,我们中国成立于1921年,在21年一直到27年“4.12”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7.12”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中国从三大开始,23年开始跟合作,广东就是国共合作重要的发源地,合作的过程中中国没有自己的军队,仅有的就是叶挺,叶挺也是广东人,率领开始是铁甲车队,后来发展为独立团。1923年三大之后一直到大革命失败,这是大革命时期。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向国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员到27年发展到最高峰时是三万多人,大革命失败之后迅速降低到一万人,当时的形势确实是白色、恐怖、血雨腥风。

  大家都学过历史都知道,我们中共中央举了武装反抗反动统治的旗帜,首先举行了“八·一南昌起义”,然后在8月7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革命和起义的方针,之后各地陆续爆发了党领导的起义,到1928年初的时候大大小小一共爆发了近百次起义,其中著名了除了南昌起义,还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当然秋收起义,我这个地方要解释一下,不单单指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其实秋收起义的范围很大,像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是秋收起义的一部分,因为党中央统一部署要利用秋收季节发动暴动。经过这些起义,当然有的很快失败,应该说绝大多数失败了,能够坚持下来的都是从城市走向农村,农村包围城市。凡是走向农村的大部分都保留下来,经过逐渐的发展形成几个大的革命根据地,在江西、福建一带,开始叫赣南闽西根据地,后来发展为中央根据地,还有鄂豫皖根据地,红一方面军的诞生地。还有湘鄂西这一块,还有湘赣,北方还有陕甘根据地,广东这边也有,就是稍微小一点,琼崖,大大小小十几块根据地。

  革命根据地与红军的发展,当然历程是非常艰难的,这就引起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震惊,或者是恐慌。所以从1930年底开始,蒋介石就部署对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就是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特别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我们中央首脑机关,除了党中央在上海之外,大部分都是在这里。而且上海的中共中央,由于执行了左的错误方针路线月在上海呆不下去,也迁到瑞金去了。

  所以蒋介石围剿的重点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也是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部队番号我在这里不解释了,有时候叫中央红军,有时候叫红一方面军,反反复复变了很多次,但是就是指中央革命根据地这一支部队。前三次反围剿在朱德、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1931年1月王明上台,开始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的统治,王明开始只是政治局委员,不是常委,也不是党的最高负责人,甚至于候补常委都不是,那为什么说以他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呢?就是因为这次错误路线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王明是喝墨水回来的,从苏联回来的,典型的教条主义者,照抄照搬。王明是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台,9月份就去苏联了,一直到39年11月才回国。整个这期间,应该说他不在国内,在国内当然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博古,他主持党中央的工作。由于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执行了王明左的东西,同时在土地革命、劳工政策各个方面推行了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特别是军事方面。共产国际派来了一个顾问,长征中有几个外国人,其中有李德,还有英国的传教士勃沙特,最近他写的《神灵之手》也出了,这个一会儿再说。

  由于执行了一些左的东西,、朱德等在中央根据地长期斗争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也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指责是右倾等等。苏区中央局还有临时中央就排挤了,即便是这样的情况下,第四次反围剿继续贯彻、朱德的方针,还是取得了胜利。

  从1933年3月开始,蒋介石集结了一百万军队,向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大围剿,其中50万兵力对付中央革命根据地,形势很严峻。第五次反围剿当然在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不管是谁指挥,肯定是会失败的,因为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悬殊。但是如果战略战术得当,粉碎第五次围剿还是有可能的,至少不会遭受后来这么大的损失。

  但是这个时候由于离开了红军的指挥岗位,博古这个人啊,他跟王明是同学,他那个时候很年轻,他在党内负总责的时候才27岁,毛头小伙子,又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在军事指挥上主要依靠李德。而李德是外国人,学的都是正规战的战略战术。我们经常看一些外国的电影,包括拿坡仑时代的,打仗都是有阵型的,当然不像那个时代太正规了。我们在中国这种情况下,行之有效主要还是运动战,配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不了解。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系列他的战略战术,有很多名言,比如说“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包括“诱敌深入”,如果就在这里打,不让敌人进入根据地,你没有这个兵力,就可以让一部分敌人进入,然后一部分一部分的消灭,积小胜为大胜,最终会粉碎敌人的围剿。而这一套被博古和李德放弃,造成被动的局面。

  到1934年4月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广场保卫战,死守武昌,经过18天的战斗,我们最终失利,伤亡非常大。等于从这个时候开始,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中央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没有了。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没有接受等其他人的建议,比如像闽浙赣方向进军。(我现在说的这些简称,大家可能都知道,闽、浙、赣就是福建、江西、浙江那一带。)没有接受,而是继续采取很多战略原则,像两个拳头打击敌人,你想泰森打拳击的时候肯定不是两个拳头一起出击的。还有像是死守,不让敌人进来,不像的诱敌深入。最后是越来越被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临时中央,就开始不得不考虑转移的问题。但是这也只是局限于很少的人知道,甚至于党内排第二号的张闻天,他也不知道。

  当时有一个特殊情况,中国到“二大”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加入共产国际,是它的一个支部,所以我们一切重大的事项都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我们自己做了决策也要报共产国际批准。红军当时战略转移也要报共产国际,5月份报上去,7月份的时候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同意转移。所以所谓长征,为什么长征,(其他根据地也都是类似的情况,)因为在王明统治中央的错误路线,向各个根据地派了中央代表,他们去了以后都是执行一套左的政策。鄂豫皖派的是张国焘等,在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很多方面都是执行左的东西,特别是肃反。包括中央根据地都出现过肃反,包括富田事变。张国焘到了之后,在这些方面执行的非常坚决,张国焘和陈昌浩,张国焘是鄂豫皖中央根据地的书记。在肃反问题上,我仅仅举一个例子,他在“百翠园”这个地方,一次肃反就杀掉了2500人,而这些人都是党内有一定级别的,或者是知识分子,包括夏曦。现在我们认为夏曦也是好同志,但是在这个阶段他执行了左的东西,在湘鄂西执行了肃反,将段德昌都杀掉了,他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杀到最后,就是没有敢杀贺龙,因为湘鄂西大部分是贺龙的部队。强调这个呢,我们重要是从其中吸取教训,反围剿失败与大批有才华的不管是政治工作干部也好,军事工作干部也好,大批被杀掉是有关系的。

  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各个根据地都很困难,当时准备战略转移都是秘密进行。我们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进行一次战略转移,或者说被迫进行的战略转移,这就是为什么要进行战略转移的背景。其他根据地也都有类似的情况。

  长征大家看过很多影视文学作品,大致都有所了解,我首先把总的情况说一下。然后以中央红军为主,简要的将过程串一下。

  我现在说的长征是指四支红军的长征,不单单是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央红军的长征是1934年10月,现在哪一天出发,在我们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有很多种说法,一般来讲呢我们还是认为就是10月10日,就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还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从瑞金撤出,就应该算是,因为当时瑞金是当时中华苏维埃的首都,撤出之后,部队向宁都河畔集结。然后一直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是中央红军的长征,历时整整一年,途径11个省,行程25000里。我们原来说的25000里长征,就是指中央红军的长征。学术界的研究者,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研究者,他们有一个观点,他们从撤出鄂豫皖就是长征,那就早了,31、32年的样子,然后一直到1937年11路军战败,都叫长征。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因为红四方面军是在鄂豫皖,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时候,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主动撤出鄂豫皖,然后向西走,到了四川和山西的边界,建立了川陕根据地。遵义会议之后,然后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快到雪山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有电报来的,红四方面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北上,主动于1935年3月发起了强渡嘉陵江战役。现在一般官方认可的,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就是从强渡嘉陵江战役开始。然后往西到四川到现在的里面县、茂县一带准备迎接中央红军,跟中央红军会师之后准备共同北上,但出现了张国焘的分裂,中央红军就单独北上,红四方面军又重新南下到四川西康这一带。这是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就是从强渡嘉陵江战役,当然中间经过一个曲折的过程,最后到了甘肃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四方面军走的路程不太长,一万多里,途径了四个省,历时是一年零七个月,比中央红军的一年长,就是因为有曲折的那一段。

  到了1936年的7月,红二方面军那时候还不叫红二方面军,还是“红二、红六军团”,然后跟36军合并为红二方面军,然后北上。在甘肃的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呢,应该是从1935年11月算起,那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到达陕北,这是有一个过程。我刚才说了,就是在中央红军准备向共产国际报告,批准之后准备转移的时候,曾经于7月份派出了两支部队,这个大家可能也知道,一直就是红七军团往闽浙赣方向走,然后与红十军组成红十军团,结果遭到敌人的重兵堵截最后失利。(这里面大家最熟悉的是方志敏,然后被俘被杀。方志敏留下了一些不朽的篇章,也可以说是一曲爱国主义的绝唱,读来令人感动。同志有一次讲话,特意引用了方志敏一大段话。)还有一个红六军团,也就是肖克、任弼时这些人,然后派他们撤离湘赣根据地西征。这次部队的派出,跟刚才有一点不同,战略意图不同。红六军团的西征就是中央红军为战略转移探路,红六军团经过艰苦的战斗、跋涉,与贺龙领导的当时会师时叫红三军会师。然后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这个根据地一直坚持到1935年10月,应该说除了南方留下的红军游击队之外,这支部队能够在敌人的后方,坚持这么长的时间,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到了1935年11月的时候,由于蒋介石又部署了新的围剿,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情况,红二六军团主动撤出根据地,开始长征,所以应该是从1935年11月算起。当然长征的路上也是很困难,到了36年10月22日会师,为什么我们的纪念大会22日才开,就是因为那一天三支部队会师了,结束了长征。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不到一年,11个月左右,走了八个省,行程是二万多里。

  还有一个就是红25军的长征,这个长征有一点特殊,它是中央红军长征走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做了部署,周恩来找程子华谈。我前面谈了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是主动的放弃,但是走的时候留了一部分红军,留下的这部分红军又重新组建了红25军。这个红25军的一些著名人物可能大家有的很熟悉,程子华刚才说了,还有徐海东,还有吴焕先。他们是按照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就是中央红军长征刚刚一个月。他们走的长征路线不像其他的都是往湖南、云桂川走的,他们是往北走,就是往河南等地走,当然他这支部队在行军过程中激烈的战斗非常多,虽然仗都不太大,吴焕先等著名的军事将领在战斗的过程中牺牲了,损失还是非常大,但是曾经在鄂豫陕边界创建了根据地,坚持了很长时间。按照民政部上个世纪50年代的规定,确认根据地有很多条件,其中就有一条必须要坚持半年以上,他们这个就坚持了半年。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红军,就是红25军,是1935年9月到达的,到了之后,大家都知道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红26、红27军,到了之后,红25、26、27就合并了。应该说他们有这么一块根据地,为中央把根据的大本营放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这是大致上讲一下四支红军长征的简略过程,红25军也是经历了4个省,历时也是不到一年,行程不到一万,近万里吧。所以这四支红军,我刚才说了,中央红军25000,二方面军20000,四方面军不到20000,25军不到1万,加起来就是六万多,65000里长征。还有一种说法,选集上也有,我们经过了11个省,那是指中央红军经历了11个省,其他各路红军与中央红军加起来,一共经过了14个省,因为他们走的有重复的,也有不重复的,算起来就是14个省,现在有很多提法都要以最新的研究成果来提。

  长征大致的过程,每个方面军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就太简单了,我就以中央红军为代表,简单的把他这个线理一下,顺便捎带讲一下其他大致的过程。

  中央红军的长征我刚才也说了,它是34年10月中旬,我们不去管日期的争论,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开始长征以后,因为这个时候的指挥权还是博古、李德,按照通常的说法,就是他在反围剿的时候执行的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当决定撤离了,在战略转移突围的过程中,执行的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这个说法是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时候,当然我们现在不去随便扣一个什么“主义”,但是至少在长征开始的时候,这种搬家式的长征,经常有一种说法,叫“马背上的共和国”,就是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都上了马背,不是在江西了。所有贵重的东西,包括贵重的机器,比如说我们宣传用的印刷机也得背上,还有X光机等,大量的辎重,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长征开始的初期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幸好我们统一战线的工作做的非常好,这也是广东人的贡献,就是我们在没有长征之前,派潘汉年、何长工等跟广东的陈济棠谈判。陈济棠他虽然是军阀,但是他跟蒋介石有矛盾,还不光是陈济棠,各个方面的军阀跟蒋介石的中央军有矛盾。蒋介石在28年建立起南京政权之后,始终没有做到统一。28年的时候,张学良归顺之后,表面上统一了,但是各派军阀之间勾心斗角。中国军阀有一个特点,将地盘看得非常重,都不愿意他染指,在这个过程中爆发了很多政治冲突,包括蒋介石将胡汉民在南京软禁,其实跟地方军阀都是有关系,因为胡汉民是西南军阀,南方的这些军阀比较支持胡汉民,所以这是军阀政治的一个特点。

  我们就利用这种特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长征还没有开始之前,就通过谈判达到了协议,就是如果红军从这里走的话,只是借道不做停留,他象征性的朝天放几枪应付一下蒋介石,所以在陈济棠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成功的。所以中央红军在开始的时候,连续突破了三道封锁线,都是陈济棠控制的,有些实际上就是等于让过。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军阀他也知道,一是虽然他们也有实力,但是中央红军出发的时候这股力量也不小,86000人。如果打起来,两败俱伤;二是最好蒋介石的中央军来接管,蒋介石经常是一箭双雕,他还是很阴险的,其实各个地方的军阀都看清楚了这一点。

  三道封锁线过了之后,就到了第四道封锁线,这就是著名的湘江战役。湘江战役有很多作品,像《血染湘江》的小说。湘江就是蒋介石布置的第四道封锁线,北段是湘军,南段是广西军。白崇禧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军事家,很会算计,他也是分析了形势之后,只要红军从这儿过,借道不在这里停留的话,他也是象征性的,他甚至于采取了措施,就是把他的部队南撤,把这一段让出来,就是让你走,顶多你走的时候他在背后骚乱一下,让你跑的越快越好。但是我们当时并不完全清楚是这样的情况,最重要就是我们搬家式的行走,拖了部队的后腿,每天行军三四十里,这哪儿行啊?所以错过了渡湘江的最佳有利时机。蒋介石也看出了白崇禧的意图,他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最后各路的敌军就开始往湘军要渡河这一段集结。所以为了保卫中央机关、中央直属部队,还有这些“坛坛罐罐”,这些家当,我们的野战部队在各个地方进行阻击,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从11月下旬到12月1日,这期间有的是一个团上去之后,一会儿一个也没有了,有时候像三军团,彭德怀的部队,有一个团的团长牺牲了,彭德怀命令第二个上去,当天这个团长又牺牲了,打的非常惨烈。红五军团有一个第34师,这个事大家可能知道,师长叫陈树湘,全师全军覆没,因为红5军团是殿后的,当然最危险了,全师全军覆没了,陈树湘身负重伤,肠子都流出来了,敌人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师长,抬着他去邀功请赏,陈树湘坚决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自己把自己的肠子扯断,就这样牺牲了。敌人这样还没有放过他,将他的头割下来,拿到他的家乡挂起来。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湘江战役中这样的例子很多。

  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是相当惨重的,湘江战役结束的时候,我们最后还是过去了,各个野战军掩护着中央机关过了,最后也是逐渐的往湘江西边撤,最后就算过去了。我们中央红军出发的时候是86000人,等过了湘江只有三万多人,可见损失多大。因为前三道封锁线战斗并不激烈,实际上主要是在湘江这一仗。当然,还有一些动人的故事,我们现在来不及讲了。反正这一打仗非常惨烈,经过这一仗,也坏事变好了,在整个红军队伍当中,对这种左倾路线的不满程度达到新高,越来越多的人从上到下终于认清了我们走出来撤离中央根据地,说是战略转移,又到湘西去,跟红2、红6军团会师,还没有过江我们就损失了这么多人,逐渐逐渐在许多干部群众,甚至高层中都产生了不满,这也是坏事变好事,这也是为后面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一个思想基础。

  过了湘江之后,敌清并没有减弱,各个方面的敌军还是压上来,这个时候又关系到前途命运问题。由于这个时候蒋介石判断非常清楚,他也不是傻子,中央红军往西打的意图,就是往湘西找红2、红6军团去,所以布下天罗地网阻止他们的回合。而这个时候博古、李德还是坚持到湘西去回合。我前面说了,他已经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安排了一个比较闲的职务,就是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他当然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也多次提出了意见,但是左倾错误领导者听不进去,甚至于中央红军长征走的时候,带不带走还产生了意见,后来还是周恩来,还有其他的同志说得让他走,他是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他又是共和国的主席,你中华苏维埃嘛,我们成立了一个政权,主席不让他走?当然最后还是同意他跟着走。

  这个跟着走,实际上有时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问题,如果当时不让他跟着走,那会不会有遵义会议?会不会有以后我们革命走向胜利?当然,历史不能干涉。反正,当时留在南方的一些同志,牺牲的就太多了,著名的人物牺牲的就太多了,瞿秋白、何叔衡等等。那我们不敢去做那种假设,如果把留下………不敢做那一种假设。应该说,跟着走,不能说是博古、李德的功劳,而是其他的同志力争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影响了后来中国革命的进程。

  这一段历史呢,在历史上称为“转兵贵州”,也就是从长征以来不怎么发挥作用,到他的正确意见被中央政治局接受,而且改变了进军的方向。这一段历史就是这样的。就因为有这个转兵,才有了遵义会议,才有了以后的一系列。所以以后有人研究写文章,长征中的几次战略转变,这就算一次大的战略转变。

  接下来就是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大家都很熟悉了,遵义会议也是必然的结果,我刚才讲了湘江之战之后,广大干部展示对左倾错误的领导很不满,纷纷要求撤换领导,这里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身体不太好,长征以后是坐着担架,王稼祥当时地位非常高,跟王明、博古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负了重伤,肠子都打出来了。他身体不好,也是坐在担架上。还有当时在党内仅次于博古的张闻天,张闻天身体不太好,也是跟着担架走。正好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我们一步步失利,王稼祥、张闻天也在一步步地觉醒。实际上他们原来也是左倾错误领导中的成员,尤其张闻天是核心成员。在其中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王稼祥,王稼祥就明确提出不能再让李德指挥了,要解除他的军事指挥权。张闻天也是逐渐逐渐转变。大家都知道,一个美国记者写的书,《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段故事他用了“担架上的阳谋”,说明这也是做了一定的准备。当然,只有王稼祥和张闻天还不行,还要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1月15日-17日,35年,就在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我们到了遵义之后,发动群众的工作做的非常好,在遵义城呆的那一段时间还是挺热闹的。原来他们有一个“反日反帝大同盟”,这是一个进步组织,看到红军来了就变成了“红军之友”组织,朱德还去讲话,讲完话之后红军还跟贵州省第三中打了一场篮球赛,革命者还是乐观的,当然这是小插曲了。

  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会议上斗争非常激烈,大家看长征电视剧也有,描写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首先讨论的是军事进军方向。因为到了贵州北部这一带,看到这里不适宜建设根据地,做了一个决定,向四川方向进军,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然后就是有博古做关于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般叫主报告,他做完之后由周恩来做副报告,博古报告将五次反围剿失败基本上推到客观方面,敌人力量强大、白区党组织的支持不够等等,周恩来副报告,因为周恩来也是三人团之一,他在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承担了责任,应该说周恩来这个人还是很实事求是。

  在这之后,是张闻天出面,综合在担架上他和、王稼祥,特别是讲话的一些内容,做了一个长篇的报告,驳斥博古报告的一些说法。我们历史上叫“反报”,反对博古的主报告。他做完之后是发言,长达一个多小时,他主要的思想,据讲,就是后来36年写的一篇著名军事报告。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支持、张闻天、王稼祥的主张,博古、李德中间插了几句话,都是为自己辩解。李德是坐在门口,低着头不停的抽烟,有时候实在忍不住,反驳两句、辩解两句。只有一个人不同意的,这个电视剧上也有表现,就是凯丰,也叫何克全,他就说你读了多少马列,顶多知道一点孙子兵法。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讲,他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是可以的,但是在一个重大的历史抉择的关头,他没有站在正确的路线一边来,这应该说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政治上的错误。

  遵义会议开了三天,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做出了4项决定。第一项,就是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有的书上常委书记处书记用的比较乱,实际上我们原来没有书记处书记,就是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之后有了书记处,中央书记处书记就是政治局常委,它是两个提法,说法不一样。然后委托张闻天起草《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问题的决议》,代中央起草。还有第三项决定,常委在适当的时候再进行分工。这一条很重要,先埋下一个附笔。第四项决定,朱德、周恩来仍指挥军事,因为我刚才讲了三人团,就是博古、李德主要军事指挥,朱德并没有指挥权,还是明确朱德是负责军事,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最后下决定者,实际上说周恩来是军事指挥的一把手,明确了这一点。这四项决定意义深远,我们经常说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后面的历史可以说明。

  遵义会议之后,时间的关系,我就大致的说一下。相应的说话的权利就大了,周恩来也非常尊重在军事上的才能和指挥,实际上就参与了军事指挥,所以就出来了被称为精彩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经过四渡赤水,然后根据当时敌情的变化,一会儿打到云南,我们的部队直接逼近昆明城下,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用意,真正的用意上渡过金沙江上四川,经过来回走终于把敌人弄迷糊了,渡过了金沙江。渡过金沙江在长征路中是有决定意义的,从此我们摆脱了敌人围追堵截的局面。当然后面的战斗也很激烈。后来出现了大家都知道的,各种文学作品都有的强渡大渡河,十七名勇士划着小舟。接着就是飞夺泸定桥,虽然大渡河强渡成功了,但是光靠小船整个大军还不知道运到什么时候呢。知道河的上游还有一个泸定桥,为什么叫飞夺泸定桥呢?就是急行军,一天接近200里的速度,泥泞的道路,部队几乎都是跑,夜间又看不见,伸手不见五指,又不能有火把,因为敌人到处都是。有一个小插曲,红军在这边走,那边河上也有一支敌人的部队打着火

  2006-10-25展开全部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大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大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大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总之,大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大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6 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 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 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败军阀部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终于在 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 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下午 3时,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49师被分割成 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我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我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到达川北,川东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开始在达县一带活动。当时,因贫困辍学的任老正在家中帮助父亲务农。

  “党的队伍给了我思考的能力,我明白了为什么穷人辛劳一生后代还要继续受穷”,红色政权打土豪分田地,给穷人指出一条活路,这在任老心中掀起了巨澜。红军队伍为贫苦农民作主,任老明白了,这是一支穷人的队伍。

  红色家庭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大哥早他加入游击队,但不久便在一次战役中英勇牺牲,父亲积极响应革命队伍的号召,担任村苏维埃主席。这位老人在红军离开根据地的岁月里,被反动军队关进监狱,活活折磨致死,父亲死后不久,母亲也含恨离去,这一切,更坚定了任老参加革命的决心。

  1933年是任老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年份。6月,任老参加了游击小组,不久便加入了中国青年团。任老思想活跃,积极探讨革命的道理,很快便成为游击队的中坚力量。红军主力占领达县后,他被选为区少年先锋队大队长,15岁的少年成了171名红小鬼的“头领”,在他的带领下,全队172人集体加入了红军。

  从游击队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战士,但四川强横的反动军阀势力还是逼迫部队流动开展革命工作。

  1934年7月,任老时任四川省少先指挥部政教科长兼干部连指导员。在四川西部丹巴地区开展工作。一天,当任老等人在一座3层小楼上开会时,反动军阀的武装突然冲到了楼里,与负责放哨的同志在楼梯上展开了激烈的枪战。脚步声密集急促,逐渐近了,留下来肯定是死,任老等三人跳窗逃生,一名同伴当场摔死,任老右臂支撑着地,上臂骨折后戳断肋骨插进了胸腔,他忍痛与同伴钻入夜幕迅速转移。

  革命者的工作激起了恶势力的疯狂反扑,在新塘坝地区,有一支500人左右的地主武装,他们疯狂袭击革命者的工作队,屠杀革命群众,打仗时人人拿着一把扇子,妄称是刀枪不入的神兵,当地群众称之为“扇子队”。一天深夜,任老带领干部连在地方赤卫队的配合下夜袭“扇子队”。战斗中,他被敌人刺刀捅伤,仍坚持参加战斗。是役,扇子队被全歼,少年军为川陕根据地人民除了害,一战成名。

  “年轻人,用语言表达不出长征真实场景,你根本不可能想像出当时有多么艰苦”。任老对记者说。任老前段时间坚持每天收看电视连续剧《长征》,他看得比家里每个人都专注,他为这部电视连续剧感动,但仍然对家人说,“有些苦他们拍不下来”。

  任老头上的三块伤疤和脚弓部位所受的一次穿透伤都是在长征时留下的。说起长征开始后的第一次受伤,任老脱下鞋子,右脚背中央部位赫然有一块大约三厘米见方的凹陷。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路最长,三过草地,第一次过草地时,我的右脚便被反动军队布下的竹签阵穿透了”。

  那是一次夜间急行军,前有堵截,后有追兵,任老带着一支十几人的队伍迅速向阿坝前行。任老走在最前面,他小心地穿过反动军队布下的铁丝网,突然脚心一阵剧痛,落在地上再也迈不动步子。战友提来马灯一看,一根近0.1米长的竹签穿过了他的右脚脚掌,脚背上还露出长长一截。

  受伤只是一瞬间,此后几个月任老被伤脚折腾苦了。队伍连续行军,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养伤。伤口化脓了,战友便将纱布裁成窄长的细条,蘸了水穿过伤洞,来回扯动,清除里面的脓血和息肉。每拉扯一下,都伴随了钻心的疼痛,但有什么办法,那是缺医少药环境中遏制进一步感染的惟一办法。

  展开全部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军渭河封锁线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1935年9月,军集中130多个团的兵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方针,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亦称湘鄂川黔苏区)和红军发动了新的“围剿”。在重兵的进攻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决定红军转到外线寻求新的机动,开辟新苏区。11月19日,红2、红6军团共1.7万余人,由湖南桑植地区出发,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红军经4个月转战,于1936年3月30日进到贵州西南的盘县、亦资孔地区。这时,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电令红2、红6军团北渡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红2、红6军团遂于31日离开盘县地区,分两路向西急进。4月25~28日,分别从云南西北部的石鼓、巨甸地段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连续翻越了几座大雪山,于7月2日到达甘孜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5日,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共同北进,广大指战员以惊人的革命毅力,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了茫茫数百里的草地,击溃了军的拦截,于9月初胜利进入甘南,控制了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8座县城及广大地区。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的豫旺堡附近地区南下,接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9日和22日,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见彩图)。至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部胜利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中,红军转战14个省,冲破了几十万军的围追堵截,经受了艰难险阻的考验,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开展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创造了重要条件

  第一,脱离了全国尤其是北方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形势。他置中日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于不顾,看不到正是这种矛盾,已成为变动国内阶级关系和规定历史进程的支配力量;看不到由于日军的侵略,已在“落后”的北方掀起民族革命的巨浪,造成有利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看不到党和红军的基本力量只有向北方转移,勇敢担负起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重任,才能取得各阶层的同情和支持,粉碎蒋介石的“灭共”阴谋。因此,否认党的战略重心和武装力量从南方向北方转移的必要性、迫切性,致使四方面军的作战与民族矛盾上升的总趋势脱节。这就不能不孤立自己,限制自己,直至走向进退维谷的境地。

  第二,无视敌人营垒的重大变化,与蒋介石的“灭共图川”计划碰个正着。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正是蒋介石大力笼络和控制四川军阀,加紧其“灭共图川”步伐的关键时刻。四十万川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整编,砍掉三分之一,军官普遍进峨嵋军官训练团轮训,各级派政工人员监督,装备物资得到很大补充,战斗力有相当大的增强。蒋介石为把“天府之国”变成他“复兴民族”的战略

  何家冲、金家寨、泾县、旌德、陶家河、汤口、谭家桥、分水、淳安、怀玉山、常山、重溪、玉山、江山、横峰、戈阳、古楼、庆元、福安、宁冈、宁化、井冈山、雩都、长汀、全州、桂东、信丰、瑞金、宁远、汝城、王母渡、大田、良田、新田、宜章、城口、安远、界首、盘县、宾川、会泽、绞平渡、靖县、黔西、遵义、威信(扎西)、西昌、娄山关、木黄、中甸、安顺场、永顺、大庸、桑植、汉源、泸定、天全、名山、懋功、两河口、炉霍、甘孜、苍溪、巴中、毛儿盖、阿坝、巴西、山阳、柞水、卢氏、腊子口、淳化、会宁、将台堡、延安、永坪镇、吴起镇、神木

  主要事件发展路线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 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 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 这次会议是中国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 3月28日至 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军渭河封锁线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接受了的主张,决定中央红军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从而使红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20日,中央红军分两路西进,连克剑河、台拱(今台江)、镇远、施秉等城,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了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遵义会议,是中国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以几十万兵力,分路向遵义地区进逼,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川黔边境地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苏区。1月19日,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击堵截,并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中革军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红军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红军掉头向东;18~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2月下旬,在遵义地区击溃和歼灭军2个师又8个团。遵义战役后,军改取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狭小地区。红军为寻求新的战机,向西转进,于3月16~17日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蒋介石急令其“追剿”部队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在军再次向川南地区集中的情况下,中央红军突然转向东北,接着于21日四渡赤水河,秘密折回黔北。27日,中央红军以第9军团在马鬃岭地区钳制军,主力向南急进,31日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把“追剿”之军甩在乌江以北。4月8日,中央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军的防线日,中央红军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于5月9日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在乌江北岸单独活动的红9军团,经黔西、水城西进,于5~6日从东川(今会泽)以西的树节、盐井坪地段渡过金沙江,接着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同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军第四方面军取得了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擅自决定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红四方面军和地方武装及苏区机关人员等共8万余人,开始长征,于中旬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为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苏区的计划,于5月15日由会理附近地区继续北进。在北进的路上,既有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民区,又有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利用彝汉民族矛盾和大渡河障碍,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20日,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迅速北进,顺利地通过彝民区,于24日晚攻占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歼灭守军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25日,红军第1团第2连的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冒着守军的猛烈火力,战胜大渡河的激流骇浪,乘船强渡成功,击溃左岸守军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但这里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中央红军仅靠4只小船无法在短期内渡过河去,而此时尾追的军已经迫近,情况十分紧急。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军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左右两路夹河而进,抢占泸定桥。沿右岸前进的先头部队红4团,多次击溃川军的拦阻,兼程急进,于29日晨夺占了泸定桥西桥头。泸定桥的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由川军第38团主力防守。在红军到达之前,守军已将铁索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下13根铁索链悬在大渡河上,形势十分险恶。经过紧张的准备,红4团于当日16时发起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在该团的火力掩护下,由第2连的22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守军密集的火力,攀踏着悬空的铁索向东桥头攻击,胜利占领大桥,并冲入泸定城内。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歼灭守军大部,占领泸定城。接着与由左岸北上的部队会合,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大渡河。至此,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的企图彻底破产。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占领天全,并乘胜突破了川军芦山、宝兴防线。接着,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翻越了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方向前进。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一部进到达维。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会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到达懋功地区。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余万人。

  早在1934年冬,在军集中40多个团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亦称鄂豫皖苏区)围攻的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示,红军第25军2900余人于11月16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平汉铁路以西转移,开始长征。12月,红25军转战到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此后,红25军在鄂豫陕边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5年5月,经过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等战斗,粉碎了军的第一次“围剿”,开辟了鄂豫陕边苏区。7月上旬在袁家沟口歼军1个旅,接着北出终南山,粉碎了军第二次“围剿”。红25军为配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于16日从西安以南丰裕口出发,经户县、周至县境西进,进入甘肃,攻占两当。转而北进,于 9月16日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的永坪镇同红军第26、第27军会师。接着,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面情况,提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而张国焘却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等偏僻地区退却。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昌浩(兼),参谋长。另将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延误了红军北上的时间,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施。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8月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经艰辛,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左路军先头纵队于20日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于8月27日到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29~31日,右路军第30军和第4军一部,采取攻点打援的战法,在包座全歼军第49师约5000人,打开了红军向甘南前进的门户。

  在红军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前进的途中,中共中央电令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与右路军并力东进。红军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陈昌浩联名致电张国焘建议左路军迅速出班佑,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制造借口,不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并命令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返回阿坝。接着,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天全、芦山、道孚、丹巴等地的计划,对抗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接着,他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报告了。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 9月10日率领红一方面军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6日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17日拂晓,红军一举夺取了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胜利进入甘南。接着,突破军渭河封锁线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1年、纵横11个省、行程2万5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初,红军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同红15军团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再次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辖第 1军团(陕甘支队编成)、第15军团。11月21~24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1935年9月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之第 4、第30军分别由阿坝、包座地区南下,企图在川康边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苏区。10月8~20日,南下红军发动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川军6个旅。24日,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11月13~19日,红军在名山东北百丈地区同川军十几个旅激战7昼夜,虽歼灭川军1.5万余人,但红军也伤亡近万人。1936年2月,红军被迫向西转移,4月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南下行动遭到失败。在中共中央劝导和督促下,经过朱德、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接受了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

  展开全部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1,3军团和军委纵队约七八千人.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有4,9,30,31,33五个军8万多人,1936年到陕北约3万人.

  红2,6军团长征出发时有1.7万人1936年到延安的红二方面军约1万余人.

  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1,3,5,8,9,五个军团和军委纵队.过湘江之后为3万多人。又经过遵义之战,四渡赤水,飞夺庐定桥,过雪山到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一方面军尚有2万人。会师后5,9军团七八千人随四方面军行动,5军团与33军合并为5军.9军团改为32军.1,3军团和军委纵队1万多人单独北上。红四方面军与红2,6军团会师后,32军2,6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一直保持在一万多人左右,红25军一直保持在三千多人左右,并没有因战争大规模减员。

  四方面军南下后1935年11月到1936年初在川康边百丈关一带,由八万损失到四万。

  11月19日 张国焘企图与刘湘主力在邛蛛、大邑一带决战,令红四方面军向名山、邛崃推进。16日,红军攻占名山东北要镇百丈关。19日,刘湘以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百丈关突出阵地猛烈反攻。红军与敌反复苦战七昼夜,被迫撤出百丈关一带阵地,转移到九顶山至莲花山一线防守。是役,是张国焘率军南下从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的转折点,也是他南下方针失败的开始。

  1936年2月11日至23日 红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巩固的后万,兵员、粮弹得不到补充,无法与敌长期周旋。11日,第二路军薛岳所部六个师和川军主力在天全、芦山地区向红四方面军发动总攻;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由康定向丹巴进攻,策应东线日,红军撤离宝兴,经过懋功,越过党岭山,向西康东北地区转移。

  3月中旬至下旬 红四方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后,前卫红二十军于3月1日攻占道孚,15日占炉霍,继 占甘孜。红四军一部南下占瞻化(今新龙)。时至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各部先后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四方面军减员一半,由南下时八万多人减至四万多人。

  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1,3军团和军委纵队约七八千人.

  红四方面军长征出发时有4,9,30,31,33五个军8万多人,1936年到陕北约3万人.

  红2,6军团长征出发时有1.7万人1936年到延安的红二方面军约1万余人.

  红一方面军长征出发时为1,3,5,8,9,五个军团和军委纵队.过湘江之后为3万多人。又经过遵义之战,四渡赤水,飞夺庐定桥,过雪山到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一方面军尚有2万人。会师后5,9军团七八千人随四方面军行动,5军团与33军合并为5军.9军团改为32军.1,3军团和军委纵队1万多人单独北上。红四方面军与红2,6军团会师后,32军2,6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长征中一直保持在一万多人左右,红25军一直保持在三千多人左右,并没有因战争大规模减员。

  四方面军南下后1935年11月到1936年初在川康边百丈关一带,由八万损失到四万。

  11月19日 张国焘企图与刘湘主力在邛蛛、大邑一带决战,令红四方面军向名山、邛崃推进。16日,红军攻占名山东北要镇百丈关。19日,刘湘以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百丈关突出阵地猛烈反攻。红军与敌反复苦战七昼夜,被迫撤出百丈关一带阵地,转移到九顶山至莲花山一线防守。是役,是张国焘率军南下从进攻作战转入防御作战的转折点,也是他南下方针失败的开始。

  1936年2月11日至23日 红四方面军前有强敌,后无巩固的后万,兵员、粮弹得不到补充,无法与敌长期周旋。11日,第二路军薛岳所部六个师和川军主力在天全、芦山地区向红四方面军发动总攻;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由康定向丹巴进攻,策应东线日,红军撤离宝兴,经过懋功,越过党岭山,向西康东北地区转移。

  3月中旬至下旬 红四方面军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后,前卫红二十军于3月1日攻占道孚,15日占炉霍,继 占甘孜。红四军一部南下占瞻化(今新龙)。时至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各部先后到达道孚、炉霍、甘孜地区。至此,红四方面军减员一半,由南下时八万多人减至四万多人。

  三万还是八万? 长征之后还有多少红军。出发一个半月损失最大 湘江之战减员三万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6000余人 三万还是八万? 长征之后还有多少红军

  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的长征转战,自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出发时8.6万人,到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部队只剩6000人。当时,由师长改任由原三军团第十三团编成的第十三大队大队长的陈赓回忆说:“我当大队长,骑着马在前面走,不敢回头看,因为一看就把整个大队看完了。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周恩来面对部队严重的减员,心情沉重地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都会师陕甘宁,经历了长征的红军还剩多少人呢?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的长征队伍是中共中央的所在,也是蒋介石集中重兵“追剿”的头号目标,加上长征初期的错误指挥,部队减员最为严重。

  1934年10月中旬,在夜色掩护下,中央红军从赣南的于都县突破敌军包围圈开始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做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里面分别统计了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共计86789人。上述人员中除了红军部队外,还有中央纵队中的少量政府机关人员和几千名临时召集来搬运物资的民夫。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武器弹药十分缺乏,全军共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只有十几发子弹,轻机枪才有百余发子弹。中央机关的许多人手里只有刀矛,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徐特立(出发时58岁)为自卫,手里拿着一支红缨枪,有时还当拐棍用。

  突围西进之初,由于领导人过分强调保密,事先没有做好动员,广大干部战士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对于久经战斗考验的老战士来说,坚决服从命令已成习惯。刚动员参军的一些新战士和民夫看到越走越远,却出现思想波动,加上行军疲惫,陆续出现一些掉队落伍。

  在赣南、粤北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激烈,却减员1.3万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即湘粤交界的郴县至宜章一线时,发生了激烈战斗,减员8600余人。由于红军在经过粤汉铁路时动员了部分工人入伍,部队略有补充,接近湘江前还有近7万人。

  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至位于湘江附近的第四道封锁线,经九天血战才杀出一条通道,减员高达3万多人。特别是多由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下属两个师基本被打散,全军团仅剩1000余人。许多领导人后来感慨,长征前匆忙组建这种新部队,虽名义上增加了番号却缺乏战斗力,还不如把这些新成分用来充实久经战斗锻炼的老部队。

  与张国焘南下错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一方面军在北方却获得了新的发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会合了在当地的红军7000余人,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当时陕北人少地贫,发展红军困难,于是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扩大了红军8000人。

  据彭德怀回忆,新参军的大都是由河南、山东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队经过长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个团不过几百人,打仗缴获了枪还要请老百姓帮助扛。这时部队充实起来,红一军团就有1万余人,加上红十五军团,野战部队发展到1.7万人。此外,还将中央红军的许多干部派到陕甘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地方红军也发展到近万人。至同年秋,在陕甘宁地区的直属队、红一方面军和地方红军相加,总数发展到3万余人。有了根据地依托之后,红军又走上了发展壮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得知红一方面军在北方的发展后,纷纷议论说:“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对的!”由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要求北上,红二方面军领导也坚决主张北上同中央会合,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会师。

  突破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3万多人,不过大都是意志坚强的骨干力量。通过惨痛损失的教训,全军认识到错误指挥的危害,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推举领导红军。随后,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转战途中虽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然而这些新成分没有经过远途行军锻炼,在急行军中大都很快掉队。

  1935年4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时减至2.4万人左右,6月间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减至约1.8万人,重新改称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刚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因刚刚离开根据地,又在川北开辟新区得到补充,部队有8万多人,显得兵强马壮。8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通过水草地。当时红一方面军因远征疲惫,指战员多体质衰弱,加上草地环境恶劣,减员很大。通过草地后,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军团(此时改称三十二军)约5000人。

  9月因张国焘分裂红军,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到达陕北只剩6000人,而左路军约5000人的原红一方面军部队编入红四方面军系列,随同再过草地南下。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8万部队在川西遭到中央军、川军的联合进攻,经血战后仍站不住脚,被迫于1936年初翻越雪山进入西康藏区。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补充粮食极为困难,因战斗、病饿和逃亡减员一半,到1936年夏天只剩4万人。

  “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终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抗战初期创作的《八路军军歌》前四句,概括了红军长征体现的坚定性和无敌无畏精神。红军经历过万里长征,虽然有严重减员,保存下来的人却是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对于长征结束后红军还有多少人,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从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全体人数统计看,西北红军超过8万人。军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

  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

本文链接:http://paddyspool.com/disifangmianjun/8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