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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诞生两大主力 走出200余将领——追寻红军长征胜利的黄冈足

归档日期:11-25       文本归类:第四方面军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图为:红安七里坪镇的长胜街,当年这里曾是鄂豫皖苏区的政治经济中心。(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利华 摄)黄冈,大别山下,红色土地。92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87年前,以这里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发展到总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350万,拥有5座县城,26个县的革命政权,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四大主力中的两支——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诞生在这里。虽然这两支部队长征的出发地不在黄冈,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黄冈走出去的子弟兵——据不完全统计,有200余位黄冈籍团以上指挥员身先士卒。在两万余里闯关夺隘、搏风战雪的征程中,先后倒下3万余名黄冈籍英烈。8月1日至5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全国媒体采访团30余位记者走进黄冈,在这片红色大地上寻访革命遗迹、红军故事和初心情怀。1932年10月10日,黄安县河口镇黄柴畈村(今红安县上新集镇黄才畈村),一个紧急会议正在召开。窗外,枪炮声密集可闻,红四方面军在这里与围剿的精锐部队已血战两天,虽重创敌军但自身伤亡惨烈,红25军军长蔡申熙、红11师政委甘济时牺牲。截获的情报显示,敌援军还在不断赶来。全军到了生死存亡关头!简短商讨后决定:留下鄂豫皖省委和部分武装坚持斗争,主力立即转移至外线,伺机打回鄂豫皖根据地。第二天黄昏,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余人在四姑墩集结后向西出发,10月12日在广水、卫店之间穿越平汉铁路,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敌人发现红军西进,立即展开追堵,妄图一举歼灭。10月22日、24日,红四方面军先后在枣阳的新集、土桥铺地区与紧追而来的军激战,未能改变被动处境,被迫继续西行。此后,红四方面军经历多次苦战,直到12月10日,在两次翻越秦岭、渡过汉水进入陕西汉中后,才摆脱被动局面,开始建立陕南革命根据地。不久,红四方面军获悉,四川军阀混战,川北兵力空虚,且那里地势险要、物产丰富,便集中力量向四川发展,创建了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500万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到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总兵力增加到8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西征,走出了敌我双方都未料到的两个结果:一是由于敌军拼命追堵,红军打回根据地的计划没能实现;二是红军艰难远征三千里后,不仅摆脱了被动,还开创出全新的局面。“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战略转移,其起因、过程和结果与后来的长征非常相似,堪称是长征的预演。”8月2日,红安县档案馆馆长、党史专家辛向阳说,正是有了这次西征,才有了红四方面军1935年3月以10万大军强渡嘉陵江,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同时,开启自身的长征之路。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疯狂“清剿”,成千上万的群众被屠杀或关押,整个根据地笼罩在之中。但大别山人民没有被血腥吓倒,他们在领导下,继续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1932年11月3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分散各处的红军主力团集中起来,在红安檀树岗重新组建红25军,全军7000余人,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重新组建后,红25军将士展现了坚韧不屈的战斗精神,先后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兵力一度扩充到1.2万余人。但鄂豫皖省委继续受到“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影响,贸然发起“夺回七里坪”的进攻战和“保卫中心区”的固守战,导致红25军遭受重大损失。到1934年,由于敌人力量强大,且采取移民并村、层层封锁等办法,红25军处境日渐艰难。这年秋天,程子华受中共中央派遣抵达鄂豫皖,传达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关于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1934年10月下旬,红25军在英山县陶家河地区打退敌人两次进攻后,迅速向河南境内转进。1934年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河南光山县召开会议,决定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立即战略转移,开辟新的根据地。会议还决定,红25军进行整编,由程子华担任军长,徐海东任副军长,吴焕先任政委。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近3000名指战员,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由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向西挺进,开始长征。四支长征主力中,红25军属于“偏师”,人数最少,出发最晚,却在行动中充分展现了果决的精神。出发后,红25军打破敌人多次围追堵截,一路急行军,于12月9日到达陕西丹凤县的庾家河,在这里开始创建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从报纸上获悉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后,吴焕先等红25军领导人毫不犹豫,立即挥师于7月16日从丰峪口出发,踏上继续长征的路程。两个月后,红25军3400余名将士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军、27军胜利会师。红25军长征历时10月,转战4省,行程约1万里,是唯一在途中成功创建根据地、唯一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红25军最早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支红军队伍走出97名共和国将军,获得“百将之军”的美誉。麻城市博物馆,3位工作人员各持一把钥匙,同时操作打开储藏库大门,进去后再打开一个保险柜,小心翼翼取出一枚残缺的印章。这是该馆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土地革命时期乘区九乡苏维埃政府印。博物馆讲解员周银枝介绍,1932年,时任麻城乘马岗区第九乡苏维埃工作人员的王宏文持印去河南某地执行任务,返回时遭民团追捕。敌人四面包围、放火烧山,王宏文将印章藏在一块石头下面,自己突围时被捕。3个月后,他越狱赶往山上取印,发现印把已被烧毁,印身仍保存完好。从此,王宏文将这枚印章终身收藏,去世后由其妻子保管,1988年,王宏文的长子王恩平将印章捐赠给市博物馆。“这个感人故事,体现了老区人民对初心的坚守。”麻城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敏介绍,无论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这里的群众始终对党、对红军、对苏维埃政权赤胆忠诚。据统计,从土地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红安人口减少14万,麻城人口减少13万。“红安是全国唯一以红命名的县,这个红是烈士鲜血的颜色,代表着人不渝的初心。”红安县委负责同志说。在红军队伍里,英雄的黄冈儿女对初心的坚守展现得更为鲜明深刻。在红安县高桥镇故居纪念园,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讲述着这样的动人故事——24岁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主力军红30军政委。26岁时,在长征途中率领先头部队进占四川懋功,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他详细汇报了川西北地区形势,对长征的战略方向提出看法,给留下深刻印象,连声称赞“名不虚传,果线月,以红四方面军将士为主体的西路军遭遇悲壮的失败。临危受命,率领400余人突出重围,艰苦跋涉1500多里,到达新疆。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组织派人询问他:愿意去苏联学习,还是回延安?没有丝毫犹豫:回延安。“那时候,苏联就是天堂的代名词,的选择,体现了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纪念园讲解员吴慧柳动情地说。回延安后,由于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连,被安排担任营长。从军政委到营长,连降六级,许多人为他抱屈,但回答:“只要让我干革命,当伙夫都行。”知道此事后说:“这样处理是不公平的。”在干预下,被任命为新四军第4支队参谋长。他重回大别山,开辟一片革命新天地。铜锣谣声今犹在,初心不渝励后人。行走黄冈,人们不仅能在1.74万平方公里大地上寻访上千处红色遗迹,更能从不断挖掘出的先辈故事中,切身感受到“万众一心,紧跟党走,朴诚勇毅,不胜不休”的红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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